浙江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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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在未参保的农民工中，仅有13.2%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参保而未参保，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子女就学难，家庭教育缺失。农民工外出就业，使子女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在老家就读，则要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定居性迁移难，农民工“城市化”任重道远。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文化、心理和个人特征等因素，难以真正的实现。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自己买房住的仅占4.8%，住房成为大多数农民工定居城市难以逾越的鸿沟。另外，在择偶方面，仅有18.4%的人希望在城里找配偶。可见，农民工无论是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仍不具备在城里定居的条件。 
　　 
　　五、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 
　　 
　　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浙江省到20xx年底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难以完全从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使农民工难以彻底摆脱户籍身份制的阴影。因此，应该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彻底清除一切对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性制度，使农民工依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合法身份，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在公平的环境中自由地流动和择业。甚至可以考虑为农民工建立档案制度，树立农民工“职业人”意识，从主观上延长职业生涯，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是造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要城乡并举，各级政府把关注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当作大事来抓，继续大力抓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城乡互动的职业教育。浙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可率先在农村推行“9+2”义务教育，即对未升入初中的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2年职业技能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减轻农民工经济负担，并积极推广岗位技能工资制和技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工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最直接、最主要的环节。有必要针对当前农民工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全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相应力量，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培训，督促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包括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合同履约制度，同工同酬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经济补偿制度，集体协商制度等，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职业安全权等基本权益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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