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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现在北京能够将社会公共资源尤其是学校资源向所有人平等公开的开放，基于什么样的条件?
杨团：当然能够这样做很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现在北京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学校的公共资源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是有剩余的。学校的房子、校舍和师资力量足够现有这些借读生使用，不存在早期公共资源紧张的情况。这是因为现在经济发展了，北京市的资源收税增加了。
第二，现在小孩子比过去少了，实际上公共资源包括小学、中学都出现了“空档”的局面，生源减少使得有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开始合并，这部分公共资源的利用率不高甚至有闲置的现象。这些都是现在我们有可能来采取一个公平公正的措施、取消由于借读带来的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的条件。
但是不能够说以前设立这个制度是完全错误的。设立这个制度有当时的背景和政策条件，现在取消它，也只是说我们的条件和能力达到了一定水平。
主持人：取消了借读费，学校会不会以别的名录来收取相关的费用，比如赞助费等?
杨团：其实从网友的评论来看，借读费不是大问题，因为国家规定的借读费才几百块钱，但是赞助费、择校费、捐资助学费却很高，几千到几万块钱不等，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借读费是政府规定的，小学每学期200元，初中每学期500元，学校不敢越轨来收很多钱，但是赞助费、择校费是学校自己定的。而且借读费和赞助费差别太大了，甚至有的学校不收借读费只收赞助费，因为赞助费有的高达好几万，早就把借读费给涵盖了。取消借读费，一些附近有大量农民工、外地打工人员居住的学校，尤其是有空额的、普通的、一般的学校，有可能一下子收入减少。
好的学校还是很紧张，这一块公共资源稀缺，学校立这样一个价码让人望而生畏，挡住了一些人进入好的小学、中学。另一方面学校有可能拿这笔钱来给老师发补贴、发红包，做一种创收。这都是不符合我们社会政策的目标和需要的一些行为，甚至还会（）导致不法行为产生的可能。
这个政策后面还会引发一个问题：大量的人跑到北京来陪读。由于这些好学校的赞助费、择校费这些东西对外来人口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外地人要进入这里的好学校门槛太高，进入这里的一般学校不值得，所以最后就变成只有那些有钱、能有陪读的钱和交赞助费的钱外地学生能进入学校，所以用不取消赞助费来保借读费取消以后不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
主持人：取消了借读费，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学校可以拒绝外地户籍的学生入校就读，反而是剥夺了外地学生上学的机会?
杨团：这个事情主要是在公开透明，一个学校有几个多出来的位子，这个是有概念的。各个学校每年收多少学生、有多少空位这个数字要透明。还有就近入学应该成为一个规定，这个事情应该由教育部门来监督执行。现在咱们的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了政策没人监督，做还不做都一样。这个政策定了以后就应该由教育局监督，要求每个学校把自己学校各个年级能容纳多少个学生，有多少个位子都要报，首先接受就近入学，如果就近入学确实没有空位了，应该由教育局调剂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入学。
关于赞助费、择校费、捐资助学费这些问题确实是应该取消，而取消的关键问题是两个问题，好学校决不可以依赖这些赞助费来搞自己学校的福利，学校教育产业化是公共服务产业，公共教育的产业，绝不可以走私人产业的道路。对这些学校给他们明确的规定，要他们在多长时间之内明确停掉这些收费行为，而且收费的这种行为应该变成是一个违法行为，要用立法的形式严格控制学校按自己的想法去收这些费。
还有好学校是大家想尽办法一定要进的，还是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能采取考试的办法，如果小学不考试直升，初中不考试直升，那就没有办法解决好学校的问题。优秀的教育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在中国人数太多，上学人太多，优秀教育资源稀缺度很高。只能采取用考试的方式人人平等。
取消借读费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