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整风运动有1942年、1950年、1957年3次，影响比较大的是1942年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
1942年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延安整风运动随着形势的变化根据毛泽东主席“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逐渐演变成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的运动。这项工作由毛主席亲自挂帅的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主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其事。
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区，仅仅在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被诬指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假共产党)，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何尘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过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进行整风。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超、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1957年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主席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部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从整风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现代企业活学活用历史上经典的案例，吸取精华、吸收教训才对，但是历史是惊人的巧合，我公司目前确实存在主观主义，认定领导和同事的观点都是错的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教条主义，不考虑实际情况死搬硬套拿客观环境变化已经很大的经验来约束和指导现实工作；宗派主义，把个人因素凌驾于组织之上为出发点；官僚主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下面举例说说公司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不引起更大的纷争，我点到为止。
主观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特点是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出发，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自我进入公司以来就多次有人说公司发展缓慢都是因为体制不好、责任都在领导、XX部不配合等，也说“张都是按照X总的思路开展工作的，如果张错了，那么证明X总错了，如果张干对了，那是我领导的”，也有人说X董事长的指导思想错了。再如公司发展战略,X总多次强调，低碳环保产业将是公司新的投资方向，单就是有人固执的要求下属从房地产方向下手，最近公司下文免去了经营部经理的职务，理由是经营部经理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影响了公司战略，所以要免去职务，我弄不明白，一个部门经理作为执行者有多大能量能够影响到公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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