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农
中国古代诗歌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体裁极其纷纭复杂；略而言之，主要可以分为四言、骚体、乐府、古体、近体这样五大类别。
至于后起的词、曲，当然也可以包含在广义的“诗”的概念之下，而其体制自有它们的特点。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中，“体”有时指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有各种“体”，例如建安体、元嘉体、西昆体、同光体等等，凡此种种与体裁上的分类完全是两回事。这些问题都需要另行讨论。
最古老的诗是二言的，由两个字构成一句，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表现初民制造一种简陋的弹弓去打猎；这就是很典型的二言诗。
二言未免太简单了，不容易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感情，所以后来扩大而为四言，《诗经》中的作品基本上是四言的，其中有通篇为四言的，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小雅·采薇》等；也有以四言为主，间有突破的，例如《唐风·绸缪》，诗凡三章，每章五句，其中前四句为四言，末句为五言；又如《豳风·七月》，绝大部分诗句是四言，但其中有几句五言、六言、七言以至八言的。如此等等。四言诗曾经是一种最流行最有影响的诗体，汉代以及后来曾经有不少诗人模仿《诗经》的体式来写四言诗。
四言诗中多用单音节的词，停顿的方式基本是所谓“双音顿”即“二、二”式，这样的好处是节奏感很强，弱点则是比较呆板，而且容纳不了更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所以，等到《诗经》的时代（西周至春秋中叶）过去以后，优秀的四言诗颇不多见。
战国时代在南方的楚国崛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其特点是“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地”（黄伯思《校定楚辞序》，《宋文鉴》卷九二），具有强烈的乡土文学色彩，在体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基本是杂言的，其中多有五言和七言的句子，多用三字一顿的节奏，其中包含了后来五言诗“二、三”句式和七言诗“二、二、三”句式的重要基因。楚辞中多用“兮”字——或在句中或在句尾，帮助调节音节和节奏，有时还能起到某种结构助词的作用，非常灵活而且富于表现力；此外还运用了许多口语虚词，使得作品有散文化的倾向；篇幅长短自由；设有标题（《诗经》中诸作的标题是整理者取原诗中某些关键词加上去的）。由于《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所以这种体式被称为“骚体”。楚辞中也有些作品如屈原的《天问》《橘颂》等，仍以四言为主，似乎比较靠近《诗经》，但其实还是有所不同，这里句式有些变化，句中的停顿比较自由，同样有某种散文化的倾向。楚辞基本上是不歌而诵的，用于朗诵的诗和作为歌词的诗写法总归不同。所谓“骚体”也包括这种以四言为主的类型，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乃是指杂言式的类型。
在屈原以后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楚辞作家如宋玉、唐勒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进一步增强了散文化的趋势，并且把一些作品称为“赋”。司马迁在为屈原立传时提到他们，说他们“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后来兴起的汉赋固然有着悠久的渊源，同时与宋玉、唐勒的辞赋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赋是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独立文体，不能算是诗了。有些汉朝人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现在看去是不大恰当的。
汉朝的不少诗用骚体写成，例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志兮守四方！”又如张衡《四愁诗》的第一章：“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泪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后人模仿骚体的作品有不少被收录在朱熹编辑的《楚辞后语》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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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三首（望岳 春望 石壕吏）(网友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