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新发展我市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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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市人民调解工作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组织机构建立但不健全
　　 建立并健全调解组织是做好调解工作前提与基础，调解组织网络化是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司法部颁布的《人民调解若干规定》，人民调解组织有四种形式：一是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二是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三是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四是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调查的6个乡镇（街）应建乡镇（街）调委会6个，已发文成立的2个，但未挂牌、刻章，工作未展开；应建村（社区）调委会9个，已成立9个，无牌无章的7个，无相对固定办公室的5个，有纠纷登记的3个，文书案卷都没有归档。9个村（社区）虽然都成立了调解委员会，但仅有4个村可以从办公室墙上得到印证，而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名册只有一个村可以提供。9个村（社区）应设272个调解小组，唯有浏阳市镇头镇镇头村有调解小组及成员明细表，其它各村（社区）只能是口头说明，称调解小组就是村民小组长兼任，社区就是楼栋（片）的纠纷信息员，村民小组长和纠纷信息员混同于调解小组。由此看来调解组织网络中确有不少的“断层”与“空档”。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应选举产生，但执行中走样。调查的7个村（社区）没有一个调解委员会是经过专门选举产生，全部是混同于村委会、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设立。
　　（二）调解队伍人员数量很大但素质偏低
　　 从全市统计情况看，我市共有调解人员37788人，是全市在编法官人数的31倍。其中60岁以上9447人，占25 %，初中以下文化15870 人，占42 %。接受调查的9个村（社区）调解员，共有1732人，其中50-60岁 295人，占17 %；60岁以上420人，占 24 %；初中以下文化658人，占38 %；文盲或半文盲173人，占10 %；大专以上文化18人，仅占1 %；有相关法律知识或经过市级以上专业培训的138人，占8 %。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缺乏创新精神，是目前队伍中主要问题，工作力不从心，效果事与愿违的不乏其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调解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法律素质与调解工作业务素质，否则，调解工作效果难以得到保证，调解工作潜能难以充分发挥。显然，目前状况与新形势的要求相距甚远。
　　 (三)调解主任有其名但无其实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调委会设主任一名，必要时可设副主任。《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人以上组成。法律规定表明调解主任是一个由三人以上组成的调解委员会的负责人，专司人民调解工作，而实际中大相径庭。且看对某村支部书记的一段调查：请问你们村（社区）是否设立了调解委员会？答：“调解就是我一个”。对话中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村（社区）委员会下面还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调解委员会的负责人，与其说是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还不如说是一名兼职调解员，准确地讲，他的主责是村支部书记，这是其一。其二，调解主任专职的太少，绝大部分都是兼任。从全市统计情况看，3926个调解委员会中专职调解主任300人，占7 %。从接受调查的9个村（社区）看，调解主任全部是兼任，占100%，其中有8个村（社区）由村（社区）支部书记兼任，占90 %，由村（社区）支委干部兼任1人，占10 %。表面上看，调解主任的力量很强，而实际工作中恰恰相反。村（社区）干部担任的职务多，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无法把主要精力用在调解工作上。大部分村支两委干部兼任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同时兼任了治保主任、村支秘书、会计、民政、计生、村办企业法人等职务，可谓一肩挑数担。不堪重负的调解主任要切实履行职责，其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形式意义上的调解主任，已非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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