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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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前基层人大在监督司法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应该说，近些年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人大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县级人大在对司法权的监督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认为，基层人大在司法权的监督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改进的地方。
　　其一，认识上存在误区。长期以来，方方面面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监督就是支持，“寓支持于监督中”、“寓监督于支持中”，否则就是“找岔子”，“挑毛病”，“过不去”。片面强调监督的支持作用，尽量回避监督的制约作用，使得人大 监督“犹抱琵琶半遮面”，缩手缩脚，畏首畏尾。
　　其二，监督手段上刚性不足。在行使监督权时，普遍采用建议，意见等温和式的方法，如对质询、特别问题调查、个案监督、罢免等刚性手段运用极少，使得人大监督难免流于形式；另外，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方法、范围等规定的原则性强，在实际操作中随意性、伸缩性都比较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和各种审议意见，缺少法律机制保证其贯彻执行，往往使人大的监督权授予无制、行使无规，监督工作也就难有实效。
　　其三，代表执行职务的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尽管《代表法》已颁布10多年，但仍有一部分人对代表法的法定权力缺乏足够的了解，认为代表仅仅是一种形式，又不脱产，无职无权，只不过开开会、画画圈、鼓鼓掌、举举手而已；另外，代表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代表职务意识薄弱，把代表仅仅当作一种“荣誉”，选举时竭尽全力争当代表，当选后又不认真履行职责；有的代表重本职工作，轻代表工作，在会议审议或视察活动中，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提不出有价值、有建议性的意见。
　　其四，监督体制尚不完善。我国虽然实行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政体模式，但实际运行中，人大监督较为软弱，缺乏经常性，科学性。在基层，“两院”对人大的监督大多是汇报性的应付，且存在报“喜”不报“忧”，报“绩”不报“失”，即便如此，人大有可能还点头称是，这样以来，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实际上成为一种摆设，起不到通过监督制约、遏制司法腐败的作用。再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自身来说，立案侦察的职务犯罪案件没有外来机关对其监督制约，这其中虽有内部监督制约，但也是有限的，甚至成为空话，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的多判刑的少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在这缺乏监督的权力中发生腐败也是必然的。对法院来讲，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由于我国法律弹性条款多，量刑弹性较大，造成了监督难到位，在办理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仅是被动式的事后监督，这其中因检察机关要花大力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的积极性，再说，这种事后监督并不是件件跟踪“过滤”，通过“过滤”遏制法官腐败，而是带有“亡羊补牢”性，且这种“亡羊补牢”对法官很难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很难抑制法官的腐败侥幸心理。
　　其五，监督系统比较封闭。一方面，人大监督几乎是在自我封闭的内部系统进行；另一方面，缺乏与其他监督尤其是与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的配合和协调，缺少社会舆论的呼应和支持。另外，人大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不尽合理，专业人才相对较少，客观上也制约了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加强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监督的几点思考
　　首先，人大监督机制，是它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关键。强化人大的监督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一般都有议事规则，定期举行会议，到了会议期就要对“两院”有关工作情况履行监督职能。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般也不会提出对“两院”工作的不同意见，特别是相反意见，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有时候由于不了解有关情况，往往提不出意见，就只能例行公事，较为被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要动真格，就得变被动为主动，这就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熟悉和掌握有关法律的同时，还得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只能“拍拍手”、“举举手”，不能推动、支持和帮助司法人员进一步把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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