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黄科安）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怀抱。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屡次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可见，汪曾祺亲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伦道德的践履中，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这构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我以为这一现世品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的广泛乐趣，一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
汪曾祺对生活的热爱，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先谈他的第一兴趣点。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让人大开眼界，饱尝“口”福。简直可以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相提并论。如《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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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风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笔下乐意表现的另一个话题。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风情名物所弥漫的民间，后来在北京工作，他还曾编过几种“民间文学”的刊物。因而，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像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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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来看，存在于广大农村的“活着”的民间文化，其实是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和转化的生动形式。《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孔子的立场，鬼神之灵的实际存在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乃是祭祀本身的意义。因此，冯友兰指出：“儒家对于祭祀之理论，亦全就主观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观之，亦只求情感之慰安。”以上所述，可以得知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的再现。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写风俗，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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